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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湖书院创建者考

时间:2013-1-23 18:41:03

鹅湖书院创建者考

陈连生

  鹅湖书院大名鼎鼎,蜚声海内外。宋元以降,直至清末,有人说她是“江西四大书院之一”,有人将她列为“江南四大书院之一”。明景泰五年(1454),大理寺少卿李奎在《重建鹅湖书院记》中写道:“大江以西,古称文献之帮,书院之建,不知有几?惟鹅湖之名与白鹿并称于天下。“明代进士,曾任国子监五经博士的吴世良则说:天下四大书院:嵩阳、岳麓、白鹿洞、鹅湖。”

鹅湖书院一直是海内外专家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因研究她而获得专家、学者、博士、硕士者不乏其人,据旅美华人郑诚章先生说,美国加州国立大学文学院还专门成立了研究鹅湖书院的学术研究机构。198276日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召开的国际朱子会议,甚至被人们称为“新鹅湖之会”。台湾一个以复兴中国文化,发扬传统中国哲学为宗旨的人文刊物,几十年一直以“鹅湖”二字为名。

然而,鹅湖书院的创建者是谁?对于这样一个堪称“鹅湖书院学”中的重大问题,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甚而至于还没有出现研究探索这样一个题目的专文、专著。笔者在研究鹅湖书院中接触到一些相关资料,特整理成文,以就教于方家。

鹅湖书院的前身为“四贤祠”。要搞清楚鹅湖书院为何人或以何人为首所创建,必须先弄清“四贤祠”的创建时间。

李光地(1642年生,1718年卒。福建安溪人。清康熙朝进士。治程朱理学。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在《鹅湖书院重建记》中说:“鹅湖书院者,考亭朱子、象山陆子讲道处也。……后人就其地立为书院以祠四贤。”这段文字一是不够准确:鹅湖之会的会址在鹅湖寺,而不是后来的鹅湖书院,因为其时只有寺,尚无院。二是“后人”中的“后”,指的是什么时间?“后人”中的“人”是谁?是一个人,几个人还是一批人?表述模糊。

明代王祚昌纂修的《鹅湖峰顶山志》、陈荣捷先生的《朱学论集》、徐先兆先生的《鹅湖舍利塔宋碑残文考证》和新编《铅山县志》(1990年出版)则不约而同地说:四贤祠是信州刺史杨汝砺所创建,但创建时间均未言及。

几个版本的《江西通志》、《广信府志》和清以前历届修纂的《铅山县志》,都是说鹅湖书院在“鹅湖寺旁,旧名四贤祠,为朱吕二陆讲学之所”。对鹅湖书院的创建时间和创建人采取了避而不书的办法。

众所周知,“四贤祠”是祭祀鹅湖之会中的朱熹、陆九渊、陆九龄和吕祖谦四大贤人的。一般情况下,只有四位贤人全部谢世后,才有可能建立。陆九龄,1180年辞世;吕祖谦,1181年卒;陆九渊,1193年去世;朱熹谢世最晚,为1200年。由此可知:四贤祠的创建,当在公元1200年之后。

再者,在中国,无论古今,官府或民间,是只为也只能为伟人,贤人建祠,为“罪人”、佞人建祠是被严格禁止的,所以也是无人敢为的。而四贤祠中的头牌朱熹,晚年罹于”庆元学禁“之中,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罪人”,还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他立祠?由此也可推断:四贤祠之建,当在1200年之后。

“庆元学禁”,也称“伪学禁”、“庆元党禁”、“庆元党籍”或“庆元锢籍”,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政治迫害学术与知识分子的事件。作为“道学之魁”的朱熹,在这一事件中惨遭迫害,险些丢了性命。

朱熹于绍熙五年(1194)十月二日奉旨抵达南宋国都临安(今杭州),十日受命为待制、侍讲。闰十月十九日,即以“悯耆志,隆冬恐难立讲”为由,罢侍讲之职。其时,赵汝愚为宰相,韩侂胄任枢密院都承旨,两人争权不已,赵汝愚联合朱熹、彭龟年等抨击韩侂胄“窃弄威福,不去,必为后患。”韩侂胄则唆使谏官赵汝愚以宗室居相位,不利于社稷。庆元元年(1195)二月,汝愚去位,后被迫自杀,大权遂落入韩侂胄手中。二年(1196)六月,以朱熹为首的“道学”被贬为“伪学”。庆元二年(1197)十二月,朝廷颁“伪学逆党”党籍(类似今日之黑名单),以“伪学”、“逆党”的罪名列入名单者共五十九人,朱熹理所当然地被列入其中。

韩侂胄及其党羽是如何罗织朱熹的罪行的,从庆元二年十月时任大常少卿的胡竑和监察御史沈继祖所上的一份疏文可知大概。文长约1600字,一开头就点明要弹劾的是朱熹。除首列朱熹剽窃、结党、营私之外,还为朱熹开列了六大罪、五恶行。六大罪为: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赵(汝愚)氏死党、为害国教。五恶行是:不廉、不恕、不修身、不齐家、不治国,连“会徒于广信鹅湖之寺”的鹅湖之会,也成了朱熹罪恶。身为儒首,在专制时代,只要触犯其中的一、二项,都是罪在不赦之列的。所以,疏文末段说:“若少正卯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夫子相鲁七日而诛之,夫子圣人之不得位者也,犹能亟去之如是。而况陛下居德政之位,操可杀之势,而熹有浮于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之乎?臣愚欲望圣慈,特赐睿断,将朱熹斯职罢祠,……永不得与亲民差遣。”建议宁宗将朱熹斩首,最低限度也要落职罢祠,永不录用。幸亏宁宗网开一面,没有满足韩党的愿望杀害朱熹,只以落职罢祠了结。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日,作为一代儒宗的朱熹便默默地在学禁中去世了。

直到嘉泰二年(1202),学禁才开始松弛,理学才渐渐受世人推崇。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会有人敢在鹅湖寺旁建立四贤祠,祭祀朱熹等四位贤人。而据清同治《铅山县志》载:淳祐十年(1250),江东提刑蔡抗视察信州,访“鹅湖之会”旧址,并上奏朝廷,请为“四贤祠”赐名,朝廷赐名“文宗书院”。可见:公元1250年之前,已有“四贤祠”,而且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和一定的社会影响。不然,蔡抗是不会为其向朝廷请名的,朝廷也不会为其赐名的。

从上述的历史背景和“四贤祠”更名“文宗书院”的时间,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四贤祠”即后人所称的鹅湖书院的创建时间,应在嘉定元年至淳祐十年之间,即公元1208~1250年间的某一年。

“后人”中的“后”说完了,再说“后人”中的“人”。

上文提及,“四贤祠”的创建时间当在公元1208年至1250年之间,那么,创建“四贤祠”的必定是生活于这一期间的人。而生活于这一期间又有可能创建“四贤祠”的人不外三种:一是地方长官,二是当地的百姓,三是崇儒重道又与“四贤”关系不一般的人。

明、清及今,研究家几乎众口一词,认为四贤祠是地方长官创建的。明人王祚昌、现代著名学者陈荣捷、铅山籍人徐先兆教授和1990年出版的新编《铅山县志》,都说四贤祠是信州刺史杨汝砺创建的。查《宋史》职官志及清同治《广信府志》,宋时,信州置知军州事一员。宋一代信州知军州事共58名,内无杨汝砺其人。迄元代,铅山县升为铅山州。据清同治《广信府志》和乾隆、同治《铅山县志》载,元一代,在铅山任知州者共11人,距四贤祠创建时间,已有近百年了。

有人或者会说,四贤祠会不会是宋代时期的铅山地方官员所建?查清同治《铅山县志》,宋一代三百余年,铅山设“知县一员,县丞、主簿、尉各一员,征官、税务等司一员。任年失考,第传其姓氏而已。计县令得八十五人……丞得二十六人,簿得四十二人,尉得三十八人。”191名地方官员中,无称杨汝砺者。

上述事实说明:四贤祠既不是信州刺史杨汝砺,也不是铅山地方官员所创建的。

当地百姓所创建一说也毫无史料可资证明。扬善是中国地方志的优良传统之一。许多地方志,包括历代编修的《铅山县志》,大都有《善士》、《善举》的内容。举凡修桥补路建造凉亭,修建庵观寺院、帮困扶贫、拾金不昧、捐助学产学田等等,都有记载,创建鹅湖书院这一重大善举,在历代纂修的《通志》、《府志》和《铅山县志》之中,却从未有只字提及。历史档案和历代文人的作品中,至今也尚未发现这方面的记载。芸芸众生,终年劳作仍衣食不保,哪有余钱余力创建“四贤祠”?富裕之家,若非尊儒崇道之人,也是决然不肯将钱投在“四贤”身上的。所以,笔者认为,方志中的只字未提,决不是编纂者的粗心漏记所至,而是无依无据,不能妄志。

四贤祠最有可能是第三种人即崇儒重道又与“四贤”关系十分密切的人创建的,而其中最值得我们注目直视的人是徐昭然!

徐昭然,字子融,江西铅山人。生卒不详。他是朱熹的学生。因此可知,他与朱熹是同一时代但比朱熹晚些的人物。

陈文蔚(1155年生,1239年卒。江西上饶人)曾在一篇记述徐昭然遗事的文章中说:“昭然‘为人志气刚决。始游方外为佛老之学,归而闭门敩学。闻晦庵朱先生讲道于建之五夫,欲从而就正,未果。一日先生有朝命,道过铅山,见于永平驿。语不合,拂衣而去。后在玉山再见先生,留止月余,闻先生之绪论多为自未见’,遂师从先生。”(见《鹅湖书院志》。下同)由此可知,朱熹与徐昭然是师生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朱、徐双方经过曲曲折折深思熟虑而确立的;徐昭然对朱熹的道德文章、思想学说,是经历过一个由不认同到认同再到敬仰的历程的,因而是根深蒂固难以移易的。

陈文蔚在文章中还说:昭然交朋结友“重信义,谨然诺,如阴阳寒暑之不可移”。对朋友如此,对恩师自是更不待言。

朱熹对徐昭然的志趣操守,道德学识、为人处事赏识有加。在朱熹的心目中,如其说徐昭然是他的学生,不如说是他的挚友。据清同治十二年刊《铅山县志》载:“子融从朱子讲学,朱子称其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尝答子融书,往复辩论。大略谓子融刚决,所见痛快直截,无支离缠绕之弊……末言恨相去差远,不得子融为表率,使相关而善。后与蔡季通书又谓:铅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当作小学,欲延之家塾,以为诸子之范,”身为徐子融的老师,却直言宣称徐子融是自己的“表率”,甚至要延请徐子融作“家塾”的教师,将自己的亲生“诸子”交给徐子融去教育。朱熹对徐子融的喜爱、赏识、信任和评价之高,由此可见。

正是基于这种非同一般的师生情谊,朱熹去逝、“庆元学禁”稍稍松弛之后,徐子融于“嘉定元年(1208)前后”,在鹅湖寺之旁创建学堂,聚徒讲学,传播文化知识和儒家思想。清嘉庆增修的《鹅湖书田志》中,收录了清代铅山诗人张瑞槎一首题为《惟贤惟能转钧轴》的七言诗。诗中写道:

有宋大贤朱吕陆

  淳熙二年至山麓。

会同讲辩兰若旁

彼自缁衣我儒服

从之游者徐子融

斩艾蓬蒿葺茅屋

映日荷湖水潆洄

参天桧柏枝卷曲

虽然聚集好林泉

岂为遨游悦心目

宗风大唱归一源

教泽长流迪来学

……………………

意思说:徐子融为何“斩艾蓬蒿”在“兰若”(寺庙)旁“葺茅屋”?并非看上这里的“映日荷湖”潆洄水,也不是为了欣赏这里“参天桧柏”的枝卷曲;既不是恋爱这里的“好林泉”,也不是生性好游,图这里的佳山美景以求得赏心悦目,而是为了教育后生,启迪来学,发扬光大“朱吕陆”等为代表的儒学“宗风”!

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徐子融(既徐昭然)在鹅湖寺旁(即今鹅湖书院院址)建校招生,聚徒讲学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是为了纪念“朱吕陆”的“鹅湖之会”,传播和发扬“朱吕陆”的儒家思想。在这样一所学校中,尊奉“朱吕陆”,学习“朱吕陆”,祭祀“朱吕陆”,顶礼膜拜“朱吕陆”,自然是顺理成章不容置疑的事了。

“宋绍定(1228~1233)间”(据《鹅湖书院志.陈文蔚》),朱子门人,“著书立言,俱得朱子旨趣”的陈文蔚,又“聚徒讲学铅山”。其“门人徐元杰(字伯仁,号梅野。上饶人。宋绍定五年状元)亦从之铅山师之,追随鹅湖之下数年。”(引自《铅书》讲学地在“鹅湖之下”,即鹅湖山脚下。鹅湖山下最理想的讲学之地是徐昭然聚徒讲学的地方。因为,永平有县学,其他周边地区皆不适宜办学。

与徐昭然一样,陈文蔚是得朱熹真传的门生,而徐元杰又是陈文蔚的忠实追随者。所以虽然他们办学的时间有先后,但他们办学的宗旨、目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等,是不会有大的区别的,更不可能是大相径庭的。

由于徐昭然,陈文蔚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办学有功,深得官民敬佩景仰,宋绍定三年(1230),铅山县知县章谦享在永平镇南西湖旁立群贤堂时,特请陈文蔚为群贤堂作《记》,请徐元杰为群贤堂作《赞》。明万历四十三年,铅山官民以徐昭然“子融徐氏,操守胜有,晦翁所重,德必有邻。小学家序,世讲不沦。仰止师范,直到如今,”以陈文蔚“世重文蔚,隐于丘园。聚徒讲学,尚论群贤。俯仰鹅湖,追随泗沅。祗领俎豆,独属吾铅”。而将他们双双祀于县群贤堂。(参见《铅书》)铅山官民如此景仰敬重他们,是与他们首先在鹅湖寺旁教化民众,宣传“朱吕陆”、祭祀“朱吕陆”的功绩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理出鹅湖书院的演变轨迹:“鹅湖之会”(在鹅湖寺中)→徐昭然创办的学校(在鹅湖寺旁)→陈文蔚、徐元杰的讲学之所(在徐昭然所创办的学校)→“四贤祠”→“文宗书院” →“鹅湖书院”。

也有另一种可能:人们所称的“四贤祠”,原本就是徐昭然、陈文蔚所办学校的名称。

所以,我们可以结论:

一、徐昭然是鹅湖书院的创建者:

二、鹅湖书院的创建时间在宋嘉定元年(1208)前后。

自然,这是一家之言。笔者不揣浅陋,将其公之于众,目的是为了抛砖引玉,祈望方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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