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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古镇史略

时间:2015-4-7 11:15:30

河口古镇史略

曾健雄

河口,历史上的江西四大名镇之一,当今的铅山县城。

铅山自南唐时代建县起至19496月,县治一直设在永平镇。19497月,县治才迁往河口镇。

河口,找不到一个祖籍真正的河口人。

河口镇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为什么能成为四大名镇之一?又为什么找不到一个祖籍真正的河口人?

上溯历史长河,饱尝沧海桑田,我们惊奇地发现,河口的兴衰史,是一部全息的世界地理经济发展史。

地理经济,从地理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变化,共分为三个时期。

一、江河经济时期,河口作为南方诸省水运中心,出现空前繁荣。

地理经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江河经济,是农业革命的产物,在16世纪世界新航路开通以前,人类社会经济是依托江河发展的,江河成为主要运输通道,举世公认的黄河、长江、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多瑙河等都是世界文明摇篮。因此,江河边产生了人口聚居的城市,故称江河经济,世界闻名古国都产生于江河流域,如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新月地带国家——巴比伦王国、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印度河流域的印度国,黄河流域的华夏国等。这些古国依赖天然河流再加上人工运河的开通,生产力逐渐发展起来,史称大河流域的文明古国。

当时中国内河航运分为北、南、东三大网络。北部是黄河流域,南部是长江流域,东部是京杭大运河。而铅山处于长江流域水网,水运发达,信江河、铅山河、石塘河、紫溪河构成了丰富的航运水系。

在宋代以前,河口地区还是是荒无人烟的汪洋、沼泽地带,信江河和铅山河穿流而过。北为信江,傍九狮山流过,南边是铅山河,沿金鸡山流过。两河在汭口交汇。当洪水到来时,由于河水泛滥,河漫滩沉积,天长日久,形成冲积平原,在两河之间出现一片沙洲。明嘉靖年间《江西省大志》记载“桐源水(即桐木关水),源出邵武界,合众流,经县(即县治永平)三十五里至汭口”。

嘉靖14年(1535年)4月,武夷山地区山洪暴发,河水陡涨,在凤来村冲断曲流颈,直流信江,被切断的河湾,由于泥沙淤塞封闭,原两河之间的沙洲,便成为附近农民的集墟之地,名“沙湾市”,这里的“市”,指的是集市。

明万历年间(1573——1619)《铅书》记载:“紫溪水出湾,而北流注于桐木之水,达于河口”。这说明这时铅山河已改道,“河口”的名称已出现。嘉靖中期,水部郎中费完,从柴家铺迁到“沙湾市”的五湖一带居住,是河口镇的最早居民之一。五湖,即当时的清湖、景湖、后湖、叶湖、岭湖,为铅山河改道后遗弃的河床,现为河口镇费家村范围。

沙湾市新绿洲形成后,因其处于铅山河与信江交汇处,人们称为“河口”,其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水运发达,信江河、铅山河、石塘河、紫溪河构成了丰富的航运水系,是南部地区连接长江流域的天然水运中枢。

明朝末年,南来北往的水运商人发现了这片绿洲,是天然的转运地和商品聚散地,便在这里设立了转运站,建立了沿江码头,营造了房屋,开起了商店,形成了现在的“明清一条街”。万历年间的铅山名人费元禄在《甲秀园文集》中记载:“余始祖迁时,河口仅二、三家,今阅世七十余年而百而千,当成邑成都矣。”并称河口“技艺杂耍,盖期舟车四出,货镪所兴”。说明河口已是十分热闹的商业新镇了。《铅书》还记载:“顾河口水奥商贾,骈毕藏奸之薮,迩有县佐分驻之议。”

江河经济时期,河口作为南方诸省水运中心,出现空前繁荣,号称“八省码头”。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河口在万历年间成为闽、浙、赣、皖、湘、鄂、苏、粤等江南诸省水运中心和商业枢纽,福建货物从铅山河进入信江,穿过鄱阳湖,东往南京、杭州,西抵汉口、湖南、湖北。而长江流域省市的货物也在河口集散,运往福建等地。石塘、陈坊成为造纸工业区,河口成为红茶加工区,永平成为铅、铜冶炼区,形成铅山特色产业区域。

到清朝同治年间,河口进入鼎盛时期,外地商人达5万多人,以福建、安徽、南昌、抚州和建昌商邦为最多。他们建立了会馆,成立了同乡会,划分了商邦码头。当时河口沿信江建立了10大码头,除官埠头是官方码头外,其余都是各商帮的码头。货船每天进入千只以上,有时三天三夜停在江面靠不了岸。清同治《铅山县志》记载河口“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渐淮扬,舟楫夜泊,绕岸灯辉,市井晨饮,沿江雾市,斯镇胜事,实铅巨观。”这时的河口,是纸、茶、布匹、药材、瓷器等物产的集散地,有大小商店5000多家,遍布九弄十三街,其中纸店800多家,茶庄300多家,布店200多家,钱庄100多家。“茶槠走群商”,《铅山乡土志》称:“清代,铅民大商贾贸易纸、茶,次等之商贸易粮食,小本经营极少。”“论进口货,铅不产棉,巴河布、省布、棉花等第一大宗,商本极巨,每交销售铅邑四境,不下三十万,在河口分销上游者,不下二百万。巴河布自湖北武昌运来,省布即色布自南昌运来。杂货为第二大宗,运自上海九江。粮食为第三大宗,安仁(即余江)、东乡、弋阳、贵溪与铅为邻,四县皆产米之地,米商运至河口。”《铅书》记载:“(河口)其货自四方来者,东南;福建延平……大田……崇安……建宁……漳海……广东……西北;广信……浙江……鄱阳……湖广……嘉兴……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同时,河口作为全县茶叶加工基地,生产“河红茶”,驰名中外,年产量400多万斤,售银100多万两。这时的河口镇,有“买不完的汉口,装不尽的河口”之称,被誉为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用现在的话讲,河口是个招商引资由外地商人建起来的新镇。

发达的水运,带来河口镇江河经济时期的发展和繁荣。明代中叶铅山设有管理本县、弋阳和贵溪三县的水运管理机构,称为“铅山所”。

二、海洋经济时期,河运改海运,由于水上交通衰落,河口经济萧条

地理经济的第二阶段是海洋经济。是工业革命的结果。

16世纪世界新航路开通以后,工业革命时代,工业生产急剧发展,国际间贸易推动了航海技术和航海事业发展,海洋运输成为主要贸易通道,几乎所有国家的海岸线都出现了繁荣的城市。欧洲商业贸易中心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刺激了海上运输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英国,荷兰、法国成为新兴的殖民国家,英国利用它处于大西洋航路的中心地位,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和殖民掠夺。马克思说:“殖民制度大大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同时,标志着世界海洋经济时期已经到来。

当时中国仍处于闭关自守状态,清政府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早在乾隆时期,英国就派使者到中国商讨通商事宜。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顺差,英国无耻地向中国走私鸦片,掠夺白银,并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五处通商口岸,“海禁”解除,河运转向海运,中国开始进入海洋经济时期。这时,江河经济时期的内陆重镇日渐衰落,而沿海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如上海在“开禁”之前,只是一个50万人的小县,五口通商之后,迅速成为商业大港,大量移民涌入,到20世纪初激增到200百余万人。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城镇也迅速崛起。海洋经济的到来,加快了世界商品贸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表明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

这时的河口,随着海运的开通,水运衰落,陆路不通,经济一片萧条,表现在;商业衰退,店铺关门,商人离走。手工业经济萎缩,特色产业纸、茶生产锐减,铜、铅生产关闭,很多作坊停业,工人失业。

光绪末年,铅山经济处于第一个低谷。这时福建的物产已由海上运往上海等地,而浙江的物产从海上通过厦门、福州运往福建等地,再也不需要通过“八省码头”的河口镇集散了。河口正式退出了南方八省水运中心的地位。

清光绪末年的《铅山乡土志》写道:“道光二十年(1840年),闽浙海禁开通,陆路入闽,水路赴浙,货物商运,即由海道,不从铅山,从此商务就衰。”《大中华地理志》记述:“河口商业,福建货物亦于此销售。当沿海轮船未通以前,为福建武夷查大市场,五口通商以后,武夷茶改由福建从海上输出,河口商务骤减。”清光绪30年(1904年),铅山县令梁树棠在一份奏章中陈述道:“纸张一项,昔年可售银四五十万两,近年洋纸盛行,售价不满十万元之数。至茶叶向为大宗出产从前河口镇开设茶庄48家,可售银四五十万元,近年一蹶不振,刻下河口止一家。”这时的河口,各种商号从同治年间的5000多家减到1000多家,下降80% ;人口从5万人减至8000多人,下降84%;很多旅河商人转移到了上海、浙江、福建。河口江面每天只有百余只船流量,下降90%;由于漕运改为海运,官府漕船(乾隆年间,朝廷额定铅山漕船15只)已取消。全县纸槽只有200多家,下降90%;产量3万余担,不及过去的10%;随着纸厂、茶厂的纷纷倒闭,纸工、茶工、失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江西补用直隶州知州,正任铅山县知县陈元灼在《铅山公牍》中奏道:“石塘十三都等处,失业纸工结党成群屡经滋事。”茶叶“河红”产量不到100万斤。

民国20年(1931年),在闽赣公路、上鹰公路通车前,铅山经济又跌入第二个低谷。河口、永平几个较大集镇一片萧条,全县店户纷纷倒闭,河口商号只有300多家,又下降70%;资本总额300.8万元,全县产纸2万余担,不到鼎盛时期的7%,产茶5000担,只有鼎盛时期的12%;纸店只剩下3家,店员21人,资本2000元,茶叶一家,店员20人,资本2000元。

三、陆桥经济时期, 河口经济逐渐复苏

第三阶段是陆桥经济阶段,陆桥经济是信息革命的产物,随着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公路、铁路、航空、航运突破了江河湖海以及高山大漠阻隔向内陆延伸,已经把世界连为一体,从而导致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环球空间布局与结构新变动。

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19世纪初开始,蒸汽机应用在轨道运行的车辆。从此,开辟了陆路运输的新纪元。到19世纪末,随着内燃机的发明,制造出灵活、机动的汽车,开始了现代公路运输。20世纪初将内燃机应用于飞机,使航空运输得到发展。经济从沿海港口向内陆推进,标志着陆桥经济时期的到来。

20世纪,公路、铁路才在中国缓慢地发展。随着陆路运输的发展,一些内陆城镇又迅速发在起来,如鹰潭市就是一个例子。1928年,铅山县成立“筑路委员会”,开始修建境内公路。30年代,上分线(上饶至崇安)、铅横线(铅山至横峰)、鹰江线(鹰潭至江村)相继通车。这时的河口,终于从“萧条”中走出来,与外界恢复了运输联系,经济开始复苏。商业缓慢回流,以“纸、茶”为主的铅山特色的产业有所回升。

1936年,铅山产纸8万余担,比通车前增长了3倍多,纸槽恢复到600多户,增长了2倍多,产茶4万箱(每箱约50斤),增长了3倍。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等几十个军事单位和军事服务工厂、金融单位、省立九江中学迁如铅山县的河口、永平、杨村等地区,铅山成为当时江南半壁河山的一块政治、军事重地,出现畸形繁荣。浙江、上海、南昌、九江、汉口、安徽等地商贾纷纷迁到河口办厂开店,共有60余家。河口镇当时有住户22266户,大小商店1600多家,从业人员17000多名。资本总额1300多万元,增加1000万元,为通车前的4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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